近年來，涉保健品詐騙案件頻發，不僅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益，還對公民身體健康造成威脅。2005年，原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的《保健食品注冊管理辦法（試行）》（已失效）第2條將保健食品定義為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充維生素、礦物質為目的的食品，即適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并且對人體不產生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本文以2022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典型案例中案例五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詐騙案為例，探討涉保健品詐騙案件中的一些刑法適用問題。

2016年9月，吳某強注冊成立助高公司，逐步形成以其為首要分子，吳某祥等人為骨干成員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該犯罪集團針對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產并低價購進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裝貼上“助高特效產品”標識，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將產品和服務捆綁銷售，在互聯網上推廣。為進一步引誘客戶購買產品，助高公司編造客戶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虛假解讀基因檢測報告，騙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額價款，以此實施詐騙。當被害人以無實際效果為由要求退款時，助高公司或繼續欺騙被害人升級套餐，或以免費更換服務方案等方式安撫、欺騙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棄。經查，該犯罪集團騙取13239名被害人共計人民幣5633萬余元。

涉保健品詐騙犯罪是行為人以保健品作為主要媒介實施的詐騙犯罪。一般來說，老年人是保健品消費的主力軍，同時也成為保健品詐騙的受害重災區。但從最高檢發布的該批典型案例來看，該類型犯罪的受眾有向其他群體蔓延的趨勢。該案行為人主要利用青少年家長對孩子身高方面的焦慮心理實施詐騙。從案情描述來看，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編造了“骨密度低”的虛假基因檢測報告并向被害人虛假解讀；二是對所謂增高產品的價值、功能、效果等進行虛假宣傳描述；三是當被害人以無實際效果為由要求退款時，行為人繼續欺騙被害人升級套餐，或以免費更換服務方案等方式安撫、欺騙被害人。

從三個“連環套”所起的直接作用來看，第一步編造并歪曲解讀基因檢測報告是為了使被害人產生本不具有的需求。即被害人實際不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問題，不需要服用任何增高產品，行為人通過虛構基因檢測報告并虛假解讀，使被害人誤以為自身存在基因缺陷，從而產生了需要服用增高產品以助高的消費需求。第二步進行虛假宣傳描述是通過對產品價值、功能、效果等方面全方位虛構事實，使被害人對產品產生信任、陷入錯誤認識，從而支付高額價款購買所謂的增高產品。第三步售后安撫并不是真正的售后服務，而是對因產品不具有增高效果而要求退款的被害人按具體情況區分對待，或繼續設套詐騙錢財牟利，或以替換套餐等小恩小惠打消被害人報案心理。

吳某強等人精心設計了上述詐騙犯罪的三個主要環節，三個環節均是詐騙犯罪整體行為的一部分，共同服務于行為人騙取被害人錢款的目的。該案涉案人數較多，不少參與作案人員并非三個環節全部參與，但只要具有共同詐騙的主觀明知，參與任何環節的詐騙均應對全案詐騙事實負責，對于其中作用較小、情節較輕的人員可認定為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

非法占有目的是詐騙罪必備的主觀要件，是行為人的主觀意識，主要通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表現并結合全案情況綜合審查認定。該案中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其構成銷售欺詐還是詐騙犯罪的關鍵，關乎罪與非罪的認定。行為人在涉保健品詐騙犯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共同體現了非法占有目的，而這些行為表現方式在大部分涉保健品詐騙案件中較為常見，因此可以將其抽象出來作為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規律性表現。這些表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嚴重夸大產品價值

詐騙罪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受騙者陷入或強化錯誤認識——受騙者基于錯誤認識處分（交付）財產——行為人或第三者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涉保健品詐騙屬于詐騙犯罪的一種類型，當然也符合詐騙罪的基本構造，但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行為人獲取被害人的財物不是完全無償的，而是以付出保健品作為對價。因此，涉保健品詐騙是一種交易型詐騙，對于交易媒介保健品的證據審查和法律判斷，是辦理該類型詐騙犯罪案件的關鍵環節，而對于保健品售價合理性的審查又系重中之重。商品的價格由價值決定，并受供需關系的影響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而商品有多少內在價值，通常由原材料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廣告成本、品牌附加值、科技附加值等多項因素決定。

該案中，行為人以均價20余元每盒的價格購入“黃精高良姜壓片”“氨基酸固體飲料”“骨膠原蛋白D”等普通食品，通過虛假宣傳后以均價每盒近600元的價格銷售給被害人，進價與售價差值近30倍。上述產品不是行為人自己生產制作，故不存在所謂的研發成本、人力成本、科技含量附加值等要素，而行為人能夠成功將進價成本翻30倍后銷售給被害人，顯然是對影響商品價值判斷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嚴重虛假描述。對保健品價值虛假描述的常見話術包括：祖傳秘方、名貴藥材加工、國外進口、高科技產品等。行為人正是通過對影響商品價值判斷的因素進行虛假宣傳，使被害人對商品價值的判斷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被騙。應當說，影響涉保健品案件最終能否被認定為詐騙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產品售價與進價間的差值比例情況。假設該案中行為人以每盒20元的價格從他處進貨增高產品，再以每盒25元的價格銷售給購買者，這樣的案件將很難定性為詐騙犯罪。因為當產品售價和進價的差值相當小時，大致能推斷出行為人不太可能向消費者作出嚴重影響商品價值判斷的虛假宣傳，而消費者以如此低廉的價格購入商品，對商品的實際價值一般也有較為清晰的認識。但法學并非自然科學，無法精確到一個具體的數量比值來決定案件能否被定性為詐騙，只能由辦案人員按照社會大眾的認知和常識，結合售價與進價之間的比例差值、絕對數差值衡量后作出價值判斷。

（二）嚴重虛假描述產品功能、效果

對產品功能、效果的虛假描述，也屬于對交易媒介保健品本身的事實虛構，同樣也是涉保健品詐騙案件辦理與審查的關鍵。該案中對保健產品功能的虛假描述是指，行為人向被害人謊稱“黃精高良姜壓片”“氨基酸固體飲料”“骨膠原蛋白D”等普通食品具有幫助青少年增高的功能。對產品效果的虛假描述是指，行為人向被害人謊稱上述產品和服務具有幫助青少年在3個月內增高5至8厘米等實際無法達到的效果。如果說對售價和進價的差值分析是從定量上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對于產品功能、效果的分析則是從定性上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如果行為人對保健品的功能、效果未作虛假描述，僅是夸大了產品的價值并以較為高昂的價格向消費者出售的，通常也較難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為行為人對保健品的功能、效果作了如實描述，如果保健品功能、效果一般，那么如實宣傳實際上就很難賣出高價；如果保健品功能、效果非常好，而產品的成本又很低的話，那么大概率會面臨非常激烈的市場競爭，行為人也很難以過于虛高的價格銷售。實踐中，判斷行為人是否對保健品功能、效果嚴重虛假描述，應結合鑒定意見、消費者服用后反饋情況、一般科學常識、專家證人意見等多角度綜合分析判斷。

（三）采用劇本化、套路化銷售模式

該案中，行為人的套路化、劇本化銷售方式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編造虛假基因檢測報告并進行歪曲解讀，從而使被害人產生購買需求，此方式即為劇本化的銷售模式。二是當被害人以產品不具有實際功效為由要求退款時，行為人轉而以種種理由說服被害人花費更大代價購買升級套餐，此方式即為套路化的銷售模式。實踐中，很多涉保健品詐騙案件均使用類似的劇本化、套路化銷售模式。雖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對消費者“洗腦”是現代商業銷售行業普遍采用的營銷技巧，但許多涉保健品詐騙案件反映出行為人完全無視被害人的實際身體狀況，對相關產品可能損害被害人身體健康漠不關心。有的行為人甚至對保健品或其標識、外包裝進行加工、改造以冒充某種具有治療功能的藥品來進行生產、銷售，導致被害人延誤病情造成身體上的損傷。以上這些行為均可間接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上述總結的一些涉保健品詐騙案件呈現的規律性表現，均是從行為人客觀表現來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此區分普通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犯罪。實踐中檢察機關應結合具體案情全面把握判定，不能只要案件符合其中一項就認定為詐騙。另外，就其中某一項事實虛構夸大到何種程度才能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一概而論，應做到推論符合大眾常識、正常邏輯。

涉保健品案件既可能涉及罪與非罪的區分、也可能涉及此罪與彼罪的競合適用。罪與非罪的區分主要是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判別，具體已在前文論述。而此罪與彼罪的競合主要涉及詐騙罪，虛假廣告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假藥罪等罪名的認定。

對于這些罪名之間的關系，實踐中有觀點認為詐騙罪與其他罪名之間互相排斥，即行為人的行為如果構成其他犯罪的，就不能再適用詐騙罪。如，生產、銷售假藥罪以是否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為標準，而詐騙罪則以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為構成要件。也就是說，只要生產銷售的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不管行為人是否實施了以假藥騙取財物的行為，就應認定為生產、銷售假藥罪，而不認定為詐騙罪。套用上述觀點的邏輯，如果行為人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也不能再認定為詐騙罪。得出這種結論的原因實際上是該觀點認為詐騙罪與生產、銷售假藥罪及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間是法條競合關系，相對于詐騙罪這一普通法條而言，生產、銷售假藥罪及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特別法條，發生罪名競合時應適用特別法條。

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實際上，前述罪名中除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間存在普通法條與特殊法條之間的法條競合關系之外，其他罪名之間并不存在法條競合關系。所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及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都必然屬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罪狀描述的“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行為，故兩罪名相對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屬于特殊法條。然而刑法第149條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不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但是銷售金額在五萬元以上的，依照本節第一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边@一規定打破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類犯罪中法條競合時應適用特殊法條的一般原理，轉而優先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在這種特殊規定下只有當兩罪處刑同樣重時才能再考慮優先適用特殊法條。

發布虛假廣告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并不必然屬于詐騙犯罪行為，因此他們之間并不存在法條競合關系。如，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服務作虛假宣傳，只是為了拓寬銷售渠道、增加產品銷量，產品售價并未嚴重脫離實際價值，產品功能、效果也只是作了相對夸大宣傳但仍具有一定真實效果，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構成詐騙。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詐騙犯罪行為人在實施詐騙過程中，利用廣告對其所謂的產品作虛假宣傳，以便能夠更加便捷、有效地騙取被害人財物，此時同時構成虛假廣告罪和詐騙罪，按照想象競合原理擇一重罪處斷，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同理，如果行為人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為手段，騙取他人財物的，同時構成詐騙罪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也應按照想象競合原理擇一重罪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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