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被告人羅菲，女，1981年8月12日出生，原系中國鐵路文工團歌舞團歌唱演員。因涉嫌犯受賄罪于2011年7月8日被逮捕。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羅菲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變更起訴指控事實和適用法律，以被告人羅菲犯受賄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羅菲辯稱其沒有幫助楊建宇從張曙光（已判刑）處獲得利益，其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其辯護人提出以下辯護意見：羅菲對楊建宇直接向張曙光請托的事項及張曙光實際為楊建宇提供幫助的事項不知情，主觀上沒有與張曙光就利用張曙光的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利的問題形成通謀，客觀上沒有向張曙光轉達請托，沒有與張曙光相互配合實施利用張曙光的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取利益的行為，羅菲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7年上半年至2011年1月間，被告人羅菲明知廣州中車鐵路機車車輛銷售租賃有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楊建宇給予其財物，是為討好其情夫張曙光，以獲得張曙光利用擔任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的職務便利提供幫助，仍在北京、香港等地，多次收受楊建宇給予的折合人民幣157.686萬元的財物，并征得張曙光同意或者于事后告知張曙光。為此，張曙光于同一期間，為楊建宇的公司解決藍箭動車組租賃到期后繼續使用及列車空調設備銷售等問題提供了幫助。其中，羅菲收受財物的事實具體如下：

1.2007年上半年，經張曙光同意，羅菲接受楊建宇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停車場給予的人民幣30萬元，用于購買寶馬X3轎車一輛，并于購車后告訴了張曙光。

2.2007年12月，羅菲在香港旅游期間，接受楊建宇出資港幣30萬元幫助其在香港購買迪威特手表一塊，并在回北京后告訴了張曙光。

3.2008年5月至2011年1月間，經張曙光同意，羅菲接受楊建宇的安排，到華車（北京）交通裝備有限公司擔任宣傳總監，在實際未為該公司工作的情況下，在該公司領取31個月工資，共計人民幣49.6萬元。

4.2010年10月，經張曙光同意，羅菲接受楊建宇出資人民幣50萬元在北京勵駿酒店一層商場幫助其購買瑞馳邁迪手表一塊。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羅菲明知楊建宇給予其財物是為討好其情夫張曙光，以獲得張曙光利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的職務便利提供幫助，仍收受楊建宇給予的財物并于事前征得張曙光同意或者事后告知了張曙光，張曙光亦接受楊建宇的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楊建宇提供了幫助，據此應認定羅菲具有與張曙光共同受賄的故意，參與實施了共同受賄行為，其行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第十一條的規定，應認定為與張曙光構成共同受賄，對其應當按受賄罪的共犯定罪處罰。在共同受賄犯罪中，羅菲僅參與收受財物，系起次要作用的從犯。鑒于羅菲系從犯，且有如實供述自己罪行、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等情節，對其依法減輕處罰。根據羅菲的犯罪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一條之規定，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羅菲有期徒刑五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羅菲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被告人羅菲上訴提出：其與張曙光之間不存在利用張曙光的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利的通謀。其辯護人提出：楊建宇向張曙光請托事項以及張曙光利用職務便利為楊建宇提供幫助的事項均與羅菲沒有任何關聯，羅菲既不知曉亦未參與其中，羅菲并未與張曙光形成共謀，未與張曙光互相配合實施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也沒有利用張曙光的關系為請托人辦理請托事項，從而謀取財物的具體行為，羅菲的行為不符合刑法關于特定關系人犯受賄罪的犯罪構成。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在案有關證人證言及相關書證證實，上訴人羅菲在明知楊建宇系為感謝和討好張曙光而給予其財物，明知張曙光利用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取了利益的情況下，仍收受楊建宇給予的財物并于事先征得張曙光的同意或事后告知了張曙光，足以認定其具有與張曙光共同受賄的故意，并參與實施了共同受賄的行為，符合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作為受賄罪的共犯論處。一審法院所作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主要問題】

如何認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共犯？

【裁判理由】

近年來，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案件中，特定關系人參與犯罪的現象越發突出，如不少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情人或是代請托人轉達請托事項并直接收受財物，或是積極幫助收受財物，或是幫助保管、隱匿受賄所得財物。這些特定關系人的行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犯罪起不可忽視的推波助瀾作用，而對其是否追究刑事責任以及如何定罪處罰在司法實踐中的認識和處理不一，直接影響到依法懲治受賄犯罪的社會警示和預防效果，有必要結合案情根據刑法規定進行研究規范，本案即為其中一例，涉及如何認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成立受賄罪共犯的問題。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羅菲多次收受楊建宇所送財物的事實客觀存在，控辯雙方的爭議主要在于羅菲的行為是否成立受賄罪共犯。

一種意見認為，根據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的規定，特定關系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是認定成立受賄罪共犯的前提條件，在案證據不足以認定羅菲有代楊建宇向張曙光轉達請托事項的行為，故不能認定其構成受賄罪共犯。羅菲明知楊建宇給其的款物是張曙光的受賄犯罪所得，而予以消費、使用、存入銀行賬戶，并在張曙光案發后將部分財物轉移，應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

另一種意見認為，雖然在案證據不足以認定羅菲有代楊建宇向張曙光轉達請托事項的行為，但在案證據證實，羅菲在明知楊建宇系為感謝和討好張曙光而給予其財物，明知張曙光利用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取了利益的情況下，仍收受楊建宇給予的財物并于事先征得張曙光的同意或事后告知了張曙光，足以認定其具有與張曙光共同受賄的故意，并參與實施了共同受賄的行為，符合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作為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及共同犯罪理論，二人以上基于共同的故意實施共同的犯罪行為即成立共同犯罪。這里的共同故意既包括事前通謀的情況，也包括事中通謀的情況。同時，同一犯罪可以由不同行為環節構成，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分別實施了構成共同犯罪整體行為的某一部分行為，即可認定為共同參與了犯罪實施；就受賄罪而言，受賄行為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為他人謀利，二是收受他人財物。據此，特定關系人只要主觀上與國家工作人員形成受賄的通謀，客觀上實施了部分受賄行為，對其以受賄罪共犯論處是符合刑法規定和共同犯罪理論的。

對于特定關系人成立受賄罪共犯的認定，雖然根據《紀要》的有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受賄罪共犯的前提條件是其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但司法實踐中不能將此規定作為認定特定關系人成立受賄罪共犯的排他性標準。因為這一規定主要針對的是當時司法實踐中較為突出的一類情形，為了統一認識，才予以例示性寫入《紀要》，屬于注意規定而非創設新的共犯認定標準。而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成立受賄罪共犯的條件，《紀要》同時也有總則性規定，即“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據此，雖不具有代為轉達請托事項行為，但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通謀和行為的，仍構成受賄罪共犯。因此，《紀要》并未改變刑法關于受賄罪共同犯罪認定的基本標準，那種將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構成受賄罪共犯的必要條件的認識是對《紀要》有關規定的片面理解，實際是對受賄罪限定了較一般共同犯罪更為嚴格的條件，與刑法共同犯罪理論不符，不能適應當前打擊腐敗犯罪形勢的需要，在實踐中更會造成放縱部分特定關系人的負面效果。

對此，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就專門予以強調，“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筆者注）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該規定就未再提及代為轉達請托事項這一條件，符合刑法共同犯罪理論的一般要求，進一步明確了受賄罪共犯“通謀+行為”的認定標準。

這里的“通謀”指的是雙方對于受賄故意的意思聯絡、溝通。從“通謀”發生的時段上看，既包括事先通謀，也包括事中通謀，即雖然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事先未就為請托人謀利并收受財物形成共同的犯意聯絡，但其在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的事實明知的情況下仍代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應認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通謀。從“通謀”的形式上看，既有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明示性的謀議，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當然，后一種情況要求相互對對方行為和意思具有確定性明知。從“通謀”的內容上看，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不僅對收受請托人財物具有共同意思溝通，而且對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具有共同意思聯絡。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特定關系人沒有事先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僅是在請托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時在場的，一般不宜認定為受賄罪共犯。

此外，2016年4月18日公布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的，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的故意�！贝艘幎▽嶋H上將認定“通謀”成立的時段進一步予以延伸，因為該規定針對的情況，往往是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其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已經完成，只不過國家工作人員在為請托人謀利時對其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并不知情（此時如果案發，則特定關系人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可能構成瀆職犯罪，但因為彼此缺乏受賄犯意的溝通而并不構成受賄罪共犯），如果事后特定關系人將其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情況告知了國家工作人員，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退還或上交財物的法定義務，否則就視為其與特定關系人之間具有了受賄的共同故意，雙方就應均以受賄罪共犯論處。

本案中，被告人羅菲系國家工作人員張曙光的特定關系人。在案證據證實，羅菲對于請托人楊建宇與張曙光之間具有請托謀利關系知情，即羅菲明知楊建宇系為感謝和討好張曙光并得到張的職務上的幫助、關照而給予其財物，明知張曙光利用職務便利為楊建宇謀取了利益的情況下，仍收受楊建宇給予的財物并于事先征得張曙光的同意或事后告知了張曙光，張曙光對之予以認可，足以認定其與張曙光形成了受賄“通謀”，二人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羅菲收受楊建宇財物的行為系張曙光受賄行為的組成部分，因此，法院對羅菲以受賄罪共犯定罪處罰是正確的。

至于被告人羅菲事后對楊建宇給其的款物予以消費、使用、存入銀行賬戶，并在張曙光案發后將部分財物轉移，雖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故意，但鑒于其之前收受財物的行為已作為受賄行為評價，與張曙光成立受賄罪共犯，其上述行為屬于事后不可罰的行為，依法只應以受賄一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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